立体的理念与技艺
——“善”“正义”“法律”“人”之关系初探
(杨蕾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610041)
摘要：本文通过对“善”、“正义”、“法律”、“人”四者结合进行讨论，以东西法文化比较为研究方法，揭示出在论证一个案件时必须坚持将其合法性、合理性、目的性、事实客观性、法律的目的为人、人性、案件的背景、民意、民情、民心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理念，培养立体的“善良与公正的技艺”。
一、从柏拉图的“善”引起的
“善”究竟是什么？在柏拉图的叙述中，“善”是“一”和“多”、是“相”、是“目的”、是“和谐”、是“理念”……在柏拉图的眼中“善”是永恒的，它存在于恶与正义之中，存在于人与物之中，存在于一切道德与美……柏拉图认为，在理念世界中，各种理念形成一个阶梯，善的理念处于阶梯的顶端，它是最高的理念，也是一切别的理念的根源。理念世界是和谐有序的，它是把一切存在结合起来的原因，是宇宙中一切秩序的 “正本”，现实世界只有与理念世界和谐一致，才能实现最大的正义。但是他接着又提到了有些人追求“善”是不正义。
于是，似乎在柏拉图书中，“善”有了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它似乎使人似乎茫然于其中，当柏拉图告诉我们“善”与正义有时也有冲突时，我们更是显得不知所措了：正义难道不是善吗？为什么要说有冲突呢？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逻辑上出现了问题：“是”就一定意味着没有“冲突”吗？正义不能又是“善”，又和“善”冲突吗？它们是否也存在着辨证统一？即使真的在逻辑上不能自恰，我们必须要诉诸于逻辑吗？我们的逻辑又是否存在着绝对的真理性？我们的概念最终来源于逻辑还是生活、经验？这种“冲突”我们又是如何理解的？善究竟是什么？正义又是什么？
这里，笔者试图粗略的将中西方善的具体内容先做一比较。西方善的理念，它是知识、真理和一切实在的根源。而中方的“善”一般指的是“善德”的意思。孟子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不为善，非才之罪 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 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于是“善德”就应该包括“义”“礼”“智”“仁”，或许从这点姑且可以认为中国的“善”更侧重于道德品质，相比而下，所以在西方“美德即知识”的“善”论之下，自然会出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情况：“有那么一种善，我们乐意要它，只是要它本身，而不是要它的后果。比方象欢乐和无害的娱乐，它们并没有什么后果，不过快乐而已”。于是，在对中西方关于“善”的差异的认识上，柏拉图的“善”并非仅仅是中国那种“人伦之善”，所以会出现“善”与“正义”的冲突是可以理解的。但仅仅上述的论述，我想对于我们理解正义与善的冲突还是不够的。因为关于正义，柏拉图所说的“正义”与我们认为的“正义”是否一样呢？我们在论证案件的时候该选择那种“善”与“正义”呢？
二、正义视野下的“善”
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再从正义来认识“善”。柏拉图在《理想国》与《法律篇》中的正义论从个人的、具体的正义入手，上升到国家正义，然后进入到理念的正义境界。他首先探讨的了日常生活中具体正义的现象和观念，在《理想国》第1-4卷里，他专门分析了涉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具体正义及其弊端：正义是欠债还债，正义恰如其分的报答，正义是善待友人恶给敌人，正义是善待友人恶对敌人，强权就是正义，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利。柏拉图所要阐明的是不应该将正义限制在狭隘的背景之中，一是个别的正义行为有适用的时空限制，超出一定范围，进入不同情况，或者使用不当，就可能变成不正义；二是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假象，使人们将不正义误认为正义，例如前面提到的“强权就是正义”、“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利”。但论及这点，研究又不得不回到我们对于“善”与“正义”冲突的理解中，理解柏拉图为什么说“有些人为了达到善而不择手段，是非正义的”：强权或许有些是为了追求到“秩序”和“公正”等的“善”，但它却又是不正义的；“利益”、快乐也是一种善，但它却也是不正义的。所以研究必须理解柏拉图的意图：明辩个别、特殊、经验性的正义的缺陷，把握一般的、普遍意义的正义的理念，寻找超越限制的正义观念。在柏拉图的心中，他认为“正义就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服从法律才是正义”、“正义是整体和谐”，他将国家的正义与个人正义结合起来，告诉我们，正义涉及的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也就是社会秩序。由此可以推断，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利、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正义）地对待所有的人，个人的权利如何有利的得到维护。如果能，那么这个体制或制度就是正义的(just)，即具有“正当性”(justified)，否则便不正义。而中国古人——主要是古代儒者——措意较多的概念是“正”和“义”。 正”、“义”是中国儒家“成德之教”（成全人的道德品操的教化）或“为己之学”（为着人的本己心灵安顿的学问）所孜孜以求的价值，重在于修身，它并不属意于既得伦理或政治结构的改变，这与西方是不同的。故此，我们在论证一个案件的正义时，我们应该关注其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正义，同时应避免以内在人格境界为旨归的道德一元论，也避免一味执着于“权利”公正的“正义”价值一元论。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向度与外向度非可相互替代，亦非可以因果相推。“权利”与“境界”是错落的，这错落为人的伸展于文化（包括法律）创设中的价值抉择留下了足够大的余地和张力。
三、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正义”
基于上述对于“善”与“正义”的浅薄的认识，有一个问题又随之而来：“如何实现正义？”对这个问题最常见的、也是最持久的回答应该是“法律”。所以，笔者接下来就要简要的将它和正义的关系进行讨论。因为以法律（和法定权利）来说明正义当然不是唯一的正义解说，它也不是没有争议的，但它却有利于理解正义。首先，以法量度众人，人人平等（具体的法律是否公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具有惩罚正义；其次，以法一以贯之，人们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预测结果，因此也就有了安全感；再者，恒常以法行之，法制秩序得以稳定并始终一贯。因此，虽然具体法律的正义性会受到质疑，但法与正义的基本关系并不受影响。所以，当我们在考虑一件案子的时候还是应该将其首先回归到法律之中，而此法律本身帮助正义的实现，它使正义具有了确定性、可预测性，对非正义具有惩罚性、威慑性，所以我们不能离开法律，离开法律意味着离开正义！但当所有人都把“绳之以法”作为正义的伸张的时候，法律成为了管制的手段，人们似乎忘记的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是惩罚？是管制？这种认识在中国封建王权统治下，确实是个痼结。但当我们在论证案件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合法性的同时，分析案件具体正义事实（案件事实与合理性方面）的同时，必须明确法律的目的——人！
接下来要谈人性这个话题，因为它与上述三个问题都是非常有关联的，这在中外法律文化中都有所涉及。但基于篇幅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无法在此进行深入的讨论的，因为其背后所蕴藏着非常深厚、博大文化渊源。但笔者在此要必须强调的是。在论证案件的时候，它必须要得到重视。接着，笔者以柏拉图的“无人会有意做恶”这句话，试图“管中窥豹”，希望“可见人一斑”。
这句话，可以尝试着做如下几点的理解：一，在中西方讨论人性问题上分为“性善”与“性恶”之说，但在柏拉图时期其实并没有开始真正的讨论人性“善”“恶”，他看到的人是人的灵魂，肉身并不是恶，她有自身的完善性，但比灵魂完善性低级，灵魂需要知识与智慧，恶是源于无知，所以灵魂不会“有意的寻求无知”；二，在关于人的讨论中，还有区分一个“应该”人与“实然”人的问题，“应当是”与“实然是”的认识正是我们理解“善”、“正义”、“法律”等存在的目的，人“善”“正义”不是指每个人，人是不同的，人的“善”、道德也是不同层次的，这些提醒我们不能说人不是“天赋正义”或者“天赋是恶”，我们只是能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在这个自由中就包括有自由权利、自由意志等，我们说人的“善”、“正义”是指“理性”、“情感”、“欲望”中，理性控制指导着其他，但人生而自由，人生而上述三个也是自由排列的，于是当其中的“激情”或者“欲望”自由排列到领导地位，那么，人可能就会去“作恶”，但并非“有意”；人与野蛮人、动物是有所区别的，人与野蛮人的区别于是就有了“法律”，人与动物的区别于是就产生了“应然”，但实然的人还是不可避免具有动物性或者返祖性，于是就有了犯罪的产生，但人除了认识“他者”，还要“认识自己”，这使的人是“符号性的动物”，这是区别与动物的，也只人无意做恶的根源所在；三，人具有社会性，其存在要依赖于群体，具有合群性、分工性、等级性等特点，所以人的自然性必须要和其社会性等特点和谐统一，人才能“存在”，故此，人不会“有意做恶”，人要考虑自身，还要考虑整个社会、社会制度等等，这有时候包括着民情、民意、民心；四，社会、社会制度同时也以人为本，达到与人的和谐，否则“人将不人”，人也会“做恶”，但非也“有意”。
总之，在粗略的讨论了“善”、“正义”、“法律”、“人”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将其落实在一个案件之中，对一个案件的论述需要考虑的要很多，包括上述提到的合法性、合理性、目的性、事实客观性、法律的目的为人、人性、案件的背景、民意、民情、民心等等方面，因为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的从某一方面去认识，他们都是立体的，是“多”和“一”的结合，是“权利”与“境界”的统一，是“善良与公正的技艺”。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第1版。
2、柏拉图：《法律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3、冯象：《正义的蒙眼布 政法笔记Ⅱ》，载《读书》200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4、赵敦华：《中西传统人性论的公度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6月。
5、高清海：《论人的“本性”——解脱“抽象人性论”走向“具体人性观”》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