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六号）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安徽省水文条例〉的决定》已经2013年9月26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9月26日




安徽省水文条例


（2010年8月21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3年9月26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安徽省水文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文管理，规范水文工作，为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和防灾减灾服务，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水文站网规划与建设，水文监测与预报，水资源调查评价，水文监测资料汇交、保管与使用，水文设施与水文监测环境的保护等活动。
第三条 水文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水文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水文工作的正常开展，充分发挥水文工作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服务中的作用。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文工作，其直属的水文机构（以下称省水文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管理工作。
省水文机构派驻设区的市水文机构在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划定的行政区域内的水文管理工作，同时接受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专用水文测站和其他单位从事水文活动的，应当接受省水文机构的行业管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国土资源、建设、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气象主管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有关水文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水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立健全稳定的投入机制；加强水文现代化建设，鼓励和支持水文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保护水文科技成果，培养水文科技人才。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文队伍建设，改善水文测站的工作条件，保持水文队伍的稳定。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流域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和本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编制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经征求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会同有管辖权的水文机构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省水文机构应当根据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按照合理布局、有效利用、防止重复，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的原则，编制全省水文站网建设规划，经省人民政府水、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水文情势变化，确需调整全省水文站网建设规划的，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条 水文站网建设应当纳入基本建设计划，按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程序组织实施。
新建、改建、扩建涉水工程需要配套建设或者更新改造水文测站的，应当将水文测站的建设或者更新改造经费纳入工程建设概算。为涉水工程提供专项服务的水文测站，其运行管理经费应当在涉水工程运行管理经费中安排。
第十一条 水文测站分为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和专用水文测站。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分为国家重要水文测站和一般水文测站。
国家重要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批准。一般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备案。
第十二条 设立专用水文测站，不得与国家基本水文测站重复；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覆盖的区域，确需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应当报省水文机构批准；属于流域管理机构批准的，由省水文机构报流域管理机构批准。其中，因交通、航运、环境保护等需要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前，应当征求省水文机构的意见。
申请设立专用水文测站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开展水文监测工作必要的场地和基础设施；
（二）具有必需的水文监测专用技术装备和计量器具；
（三）具有相应专业的技术人员；
（四）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专用水文测站由设立单位建设和管理，或者由设立单位委托水文机构管理，管理费用由设立单位承担。

第三章 监测与预报

第十三条 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水文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开展水文监测活动，保证监测质量。未经批准，不得中止水文监测。
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漏报、迟报、瞒报水文监测数据，不得伪造水文监测资料。
第十四条 水文监测所使用的专用技术装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要求；水文监测所使用的计量器具应当依法经检定合格。
第十五条 水文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水文监测应急机制，加快水文自动监测和快速反应能力建设，提高监测水平。
第十六条 水文机构应当对水资源进行动态监测，为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等提供监测资料。
水文机构应当加强对水功能区、饮用水水源地水量、水质的动态监测，发现被监测水体的水量、水质等情况发生变化可能危及用水安全的，应当加强跟踪监测和调查，及时将监测、调查情况和处理建议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水质变化，可能发生突发性水体污染事件的，应当及时将监测、调查情况报所在地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对水文机构开展的水资源水量、水质动态监测工作，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情信息监测系统和洪水预警预报系统建设。承担水文监测和水文情报预报任务的水文测站，应当及时、准确地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实时水情信息和水文情报预报。
水文机构编制水文情报预报需要使用其他部门和单位采集的水文信息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无偿提供。
第十八条 大中型水库（水电站）、大中型闸坝、城市防洪工程、重要取水口和退水口以及对防洪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小型水库等水工程管理单位，应当设置水文监测设施，并在水文机构的指导下，承担相应的水文监测任务，并逐步提高自动化监测水平。
第十九条 水文情报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水文情报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文机构按照规定权限发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水文情报预报。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防汛抗旱要求，及时播发、刊登水文情报预报，并标明发布机构名称和发布时间。
第二十条 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水文监测工作提供通信保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干扰或者破坏水文机构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和有线通信线路。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水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从事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未取得资质的，不得从事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第四章 资料汇交保管与使用

第二十二条 水文监测资料实行统一汇交制度。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汇交水文监测资料：
（一）国家基本水文测站的当年水文监测资料由有管辖权的水文机构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整编后，于次年3月底前向省水文机构汇交；
（二）重要地下水源地、超采区的地下水资源监测资料和重要引（退）水口、在江河和湖泊设置的排污口、重要断面的监测资料，由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整编后，于次年3月底前向省水文机构汇交；
（三）其他从事水文监测单位的当年水文监测资料由监测单位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整编后，于次年3月底前向有管辖权的水文机构汇交。
第二十三条 水文监测资料包括：
（一）地表水的水位、流量、水质、水温及泥沙、冰情、水下地形的监测资料；
（二）地下水的水位、水量、水压、水温、水质的监测资料；
（三）降水量、蒸发量、墒情的监测资料；
（四）其他水文活动的监测资料。
第二十四条 省水文机构应当妥善存储和保管汇交的水文监测资料，并建立水文数据库和水文信息共享平台，为公众查询和获得水文监测资料提供服务。
基本水文监测资料应当依法公开，但属于国家秘密的除外。
水文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与有关部门和单位相互及时通报与水文有关的预报、预警信息。
第二十五条 国家机关决策和防灾减灾、国防建设、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需要使用水文监测资料和成果的，应当无偿提供。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需要使用水文监测资料和成果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因经营性活动需要提供水文专项咨询服务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有偿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水文机构为特定项目提供的水文监测资料，仅供使用单位用于该项目；未经水文机构同意，使用单位不得将用于特定项目的水文监测资料转让、转借、出版或者用于其他经营性活动。

第五章 设施与监测环境保护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文监测设施及监测环境的保护工作。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因不可抗力遭受破坏的，所在地人民政府和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修复，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二十八条 禁止侵占、毁坏、擅自移动或者擅自使用下列水文监测设施：
（一）水文缆道、水位观测平台及其附属设施；
（二）水文监测仪器、设备；
（三）水文监测场地、地下水监测井、水文测站站房、水文测船及测船码头；
（四）水文监测标志、专用道路、水文通信设施以及附属设施；
（五）用于水文监测的供电、供水设施；
（六）为水文测站提供专项服务的其他设施。
第二十九条 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按照下列标准划定：
（一）水文测验河段的保护范围：长江、淮河干流及其一级支流、新安江干流基本水尺断面或者流量测验断面上、下游各500米内，其他河流基本水尺断面或者流量测验断面上、下游各300米内，河道两岸历史最高洪水位以下的河槽区域；
（二）湖泊、水库水文监测点的保护范围：基本水尺周围100米内区域；
（三）水文监测场地的保护范围：监测操作室、自动记录水位台、过河缆道的支架（柱）及锚锭、雨量观测场等周围20米内。雨量观测场周边20米外有障碍物的，障碍物到观测场的距离与障碍物的高度比不得小于2倍。
有管辖权的水文机构应当会同水文测站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的具体方案，报县级人民政府确定，并在保护范围边界设立地面标志。
第三十条 禁止在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种植高秆作物、堆放物料、修建建筑物、停靠船只；
（二）取土、挖砂、采石、淘金、爆破和倾倒废弃物；
（三）在监测断面取水、排污或者在过河设备、气象观测场、监测断面的上空架设线路；
（四）设置坝埂、网箱、鱼罾、鱼簖等阻水障碍物；
（五）对水文监测有影响的其他活动。
第三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应当避免影响水文监测环境和迁移国家基本水文测站。
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在征得对该站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建设。因工程建设致使水文测站改建的，改建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因重大工程建设确需迁移国家基本水文测站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立项前征求省水文机构意见，省水文机构应当对迁移测站的地点、位置、监测环境、应急监测措施等情况进行论证，建设单位根据论证结果提出迁移方案，报对该站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迁移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二条 水文监测人员在通航河道中或者桥上进行水文监测作业时，应当依法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船只、车辆应当减速慢行或者避让。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补办有关手续；无法采取补救措施、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一）未经省水文机构批准，擅自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
（二）未经同意擅自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使用不符合规定的水文专用技术装备和水文计量器具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水文情报预报，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证书从事水文活动的，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拒不汇交水文监测资料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未经水文机构同意，使用单位将用于特定项目的水文监测资料用于经营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侵占、毁坏水文监测设施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擅自使用水文监测设施，尚未构成犯罪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在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禁止性活动，尚未构成犯罪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错报水文监测信息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
（二）汛期漏报、迟报水文监测信息的；
（三）擅自发布水文情报预报的；
（四）丢失、毁坏、伪造水文监测资料的；
（五）擅自转让、转借水文监测资料的；
（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关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一分为三”看法治

刘江(中国刑事警察学院04级侦查学研究生 110035)

摘 要 从哲学“一分为三”的角度去认识、思考和理解法治问题，系统论述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中外与中西法律文化，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去构建中国法治建设模式。

关键词 一分为三 法治 法律文化

在我国法学者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当中，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固定化的思维倾向，这种思维倾向或者思维定势，就是“一分为二”。这种思维倾向在理论上体现为对法治有意无意朴素的辨证认识。这是其积极的方面。由这种思维倾向所制约，我国法学者对法治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所展现的单一视角与单向维度，便不能不表现为既与我国的法治理想相疏离又与我国法治的现实相脱节，其真实的价值与意义也就不能不存疑。[1]从如实而全面地准确认识法治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的角度而言，我本人更倾向于从多维视角来认识事物本身的思维路径，因此，这实际上是对法治的还原。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思考和理解法治问题时，采取一种新的思维态度或立场，这就是“一分为三”。
“一分为三”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哲学家们是这样认识的：事物普遍是一分为三的。一分为三之“一”，为一个事物的整体；“三”为一个事物所包含的三个方面。“一”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严格的规定性、严谨的结构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2]根据这一理论，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应该是由三个部分整合构成的：一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特别是对儒家伦理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二是概括和总结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三是汲取世界法治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具体来说，就是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中外与中西法律文化，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法治建设模式。

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近年来，从中国传统文化去探讨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问题，日渐增多，充分体现了其时代特色的话语霸权。正如台湾社会学家林端先生语：“把法律与传统文化作联想的尝试，也许是一种进步，起码法律被置诸一个纵向的时间之流（传统与现代）以及横向的社会处境作检视，而不只是把它当成国家制定的一连串规范合成的体系而已。”[3]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现在我们必然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的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往往这种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对法治的推行的影响远远大于外来法律思想的影响。悠久的历史产生了深厚的传统，而传统则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的理性思维、道德判断、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都是植根于他们所身处的文化传统的，似乎不存在着任何超越和独立于传统的关于理性和道德的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没有了传统或者脱离了传统，我们便没有可能进行思考和对事物赋予意义。[4]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5]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负面影响有三点：一是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二是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三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几方面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也有积极的影响，古代几次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6]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治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治建设的有益借鉴。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关于中外法律文化、中西法律文化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中国法律文化要怎样去面对西方法律文化等外部法律文化呢？中国法律文化是不是在西方法律文化等外部法律文化的碰撞、冲击下会一败涂地或者说被西方法律文化所消灭所吞噬呢？抑或是在西方法律文化等外部法律文化的面前夜郎自大，自以为西方法律文化等外部法律文化不屑一顾呢？两者都是片面的都应该否定的。这就涉及到了本土资源和外来资源的关系问题。构建中国法治模式的立足点究竟是本土呢，还是外来？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认同深深的根植于种族历史，因此，以全球大众文化的样式来取代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认同大概是不可能的。[7]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思考法律移植带来的弊端。在我们移植西方具体法律规范的同时，出现了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水土不服。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只是一种相对的善，它同市场经济一样，除了积极作用以外，还存在自身不可消除的缺憾和不足。所以，中国法治模式要能够与中国社会相融合，它的立足点从空间上看，只能是中国本土。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相融会。但其视野固然离不开对世界各国法治模式的分析判断，从当代一些法治国家中寻求可供我们借鉴、吸收的成功经验。[8]
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法治建设应该保守，相反更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思考，“人愈能引进不同的声调，就愈能使歌声听来美妙。”[9]事实上，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紧跟社会发展的，都具有社会选择因素，而不仅仅是自身的选择。这使得这种发展必定具有历史的沉淀和各种文化融合的痕迹，在现代信息发达的条件下，这种痕迹就变得越清晰，成了发展本身主要的脉络。[10]因此，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排除西方法治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而应在文化的强弱，优劣对比中，作出谁主谁次的明智选择。

关于主流法律文化、非主流法律文化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主流文化是在文化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文化。主流与非主流表现出两种模式：共存型和冲突性。当主流的地位确立后，非主流的文化的地位依然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时，导致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在政治上称为“民主”；当主流的地位确立后，非主流的文化思想很难获得合法性，要么就退居边缘，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存在，在政治上称为“专制”，在文化上称为“一元化”。[11]当然法律文化也是如此。我们在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法治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法律文化形态多样性的关系；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与多种民族支流文化的关系；儒家伦理与有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关系。

总之，法治社会的建立绝不仅限于其物质层面的制度建设，绝不仅限于其技术性“硬件”系统的完备周详。法治社会的有效建立，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乃是作为其基础以支撑整个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的意识与观念的确立，是作为其内在灵魂的“软件”系统的开发。[12]在我看来，我们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认识和对待法治问题，都有必要从多个角度一分为三的进行思考。

参考文献：

[1]姚建宗 法治的多重视界 法律图书馆http://www.law-lib.com/lw/
[2]周德义 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一版
[3]林端 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4]陈弘毅 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姬晓红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法律图书馆http://www.law-lib.com/lw/
[6]朱晓燕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http://www.law-lib.com/lw/
[7][英]戴维赫尔德 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第130页
[8]卓泽渊 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第476页
[9][德]拉德布鲁赫 法学导论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5页
[10]陈颖辉 新论本土资源与“西体中用”的法治建构模式http://www.law-lib.com/lw/
[11]里赞 法律思想研究讲义(四川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课程讲义） 第二部分 法文化
[12]佚名 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