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


乌鲁木齐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条例


（2012年8月28日乌鲁木齐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2年11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规范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户外广告设施包括：
（一）利用公共或者非公共场地及其空间、建（构）筑物以及公共交通工具，设置的电子显示屏、电子翻板装置、展示牌、霓虹灯、灯箱、模型等户外商业、公益广告设施；
（二）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设置的与其注册登记名称相符的标牌、匾额、指示牌等户外招牌广告设施。
第四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统一管理工作。
区（县）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权限内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户外广告发布的经营资格审核、内容登记和监督管理。
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规划管理工作。
国土资源、建设、公安、林业（园林）、语言文字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户外广告设施应当根据城市风貌、格局、城市规划确定的区域功能、道路特点等统一规划，整体设计，分区控制，合理布局，保证城市容貌的整体美观。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计风格、造型、色调、体量、形式、位置、朝向、高度、材质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第六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户外广告设置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施行后公布。
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城市容貌标准的要求，并与有关行业专项规划相衔接。
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应当明确户外广告设施的禁设区、展示区、控制区。
第七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根据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和城市容貌标准制定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施行后公布。
第八条 利用公共场地及其空间设置户外商业、公益广告设施的，应当通过公开招标、拍卖的方式取得设置权。公开招标、拍卖的具体办法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施行后公布。
利用非公共场地及其空间、建（构）筑物以及公共交通工具设置户外商业、公益广告设施的，其业主或者管理者可以通过协议委托的方式，进行设置权的统一拍卖。
利用公共场地及其空间设置户外商业广告设施设置权出让所得全部上缴财政；利用非公共场地及其空间、建（构）筑物以及公共交通工具设置户外商业广告设施设置权出让所得，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缴纳户外商业广告设施空间资源占用费。
第九条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时，应当征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经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设置。
第十条 申请设置户外商业、公益广告设施的，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证明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的文件；
（二）户外广告设置地权属证明；
（三）户外广告正立面设计图、彩色效果图；
（四）搭建户外广告架的，应当附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技术和安全保证资料。
第十一条 申请设置户外招牌广告设施的，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
(二)户外招牌设计图、彩色效果图；
(三)搭建户外招牌架的，应当附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技术和安全保证资料。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一）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
（二）影响市政公用设施、交通安全设施、消防安全设施、交通标志正常使用或者妨碍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三）妨碍他人生产经营或者影响居民生活、影响他人对建（构）筑物使用权益的；
（四）利用违章建筑、危险房屋及其他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建（构）筑物和设施的；
（五）国家机关、学校、文物保护单位、名胜风景点的建筑控制地带；
（六）利用树木、占用绿地或影响园林景观的；
（七）市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其他区域。
第十三条 经批准的户外商业、公益广告设施的设置权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第十四条 设置户外商业、公益广告设施应当按照批准及登记的地点、期限、规格、设计图、效果图实施，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按原审批程序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五条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选用节约能源、符合环境保护、消防安全要求的材料，避免对居民生活造成噪声污染、光污染以及遮挡日照等不利影响。
第十六条 设置发布的户外商业、公益广告应按规定标明户外广告设置审批字号。
第十七条 户外商业广告版面闲置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逾期闲置的，应当临时以公益广告内容代替。
第十八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应当加强对户外广告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保证户外广告设施的整洁、美观、安全。
户外广告设施和户外广告内容中的图案、文字出现灯光显示不全或者破损、污迹、褪色、变形等情况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应当及时予以维修、更新。
第十九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应当定期和不定期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检查。遇有大风、暴雨和其他恶劣天气预警预报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应当及时采取加固、断电等安全防范措施，排除安全隐患。
户外广告设施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应当及时予以更新。
第二十条 利用公共场地及其空间设置的户外商业、公益广告设施设置权期满后，仍符合设置规范的，设置权应当重新招标、拍卖。
非公共场地及其空间、建（构）筑物以及公共交通工具设置的户外商业、公益广告设施设置权期满后，仍符合设置规范的，设置权应当重新申请。
第二十一条 大型建筑物的不同朝向有其他出入口的，可以在每个出入口设置一处户外招牌广告设施。
多个单位共用一个场所或者一个建筑物内有多个单位的，设置户外招牌广告设施应当先由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整体规划，并按规划设计制作。
第二十二条 根据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求，需要拆除依法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的，应提前十五日书面通知设置人，由此给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依法给予补偿。
第二十三条 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巡查机制，及时查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置户外商业、公益广告设施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每平方米二千元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置户外招牌广告设施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每平方米五百元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经批准设置的户外商业、公益广告设施未按批准及登记的地点、期限、规格、设计图及效果图设置或擅自变更的；
（二）设置发布的户外商业、公益广告设施未按规定标明户外广告设置审批字号的；
（三）发布户外商业广告的间歇期内，未发布公益广告的；
（四）户外广告设施的图案、文字、灯光显示不全或者污损的；
（五）户外广告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
第二十七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其他行为，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条 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

论我国取保候审的完善
??由河北李志平冤案引发的思考

许建添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媒体关注的河北无辜农民李志平成杀人犯蒙冤23年终得昭雪一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1]。1983年，李志平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名故意杀人犯罪嫌疑人，被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判处死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两次发回重审，并将案件定为错案。李志平度过了7年的看守所生活，后又被取保候审长达16年，并且这起“错案”一拖就是23年，直到今年7月7日他才彻底获得自由。本案凸现出我国的司法制度缺乏纠错机制，在刑事诉讼中欠缺存疑处理机制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出对犯罪嫌疑人程序权利的漠视。但引发笔者深入思考的是本案的取保候审：在我国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取保候审期限最长不能超过12个月的情况下，本案的取保候审却可长达16年，时间跨度经历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及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两部刑事诉讼法施行期间！因此，本文对其中问题作些粗浅分析，以期对避免今后类似冤案的再次发生及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有所裨益。

二、 本案取保候审超期的原因分析

　　从李志平案发生的时间来看是在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期间，在此部刑事诉讼里对取保候审并没有规定期限，在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以后才规定取保候审最长不能超过12个月。因此在83年到96年新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期间，其取保候审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但是，根据“有利溯及”原则，在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以后就应当按照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的最长期限不能超过12个月，应当撤销对李志平的取保候审。而本案中取保候审则直到今年才得以撤销。是何原因？

（一）表层原因：关于取保候审期满“解除”的规定存在漏洞

1、缺乏“自动失效”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58条第2款规定：“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这一款包含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另一种是取保候审期限届满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当及时解除并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和有关单位。《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诉规则》）第58条规定：“取保候审期限届满或者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但《刑诉规则》第59条同时又规定：“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93条规定：“需要解除取保候审的，由原决定机关制作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通知书，送达执行机关。”也就是说， 取保候审期限届满需要解除取保候审的，必须经过一个“解除程序”，否则取保候审就继续执行。笔者认为，此规定存在漏洞。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经常在取保候审的期限届满后仍不予解除，被取保候审人就依然处于被强制的状态，不能恢复人身自由，这就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即是鲜明的例子。法律既然规定了取保候审的期限，在期限届满后，如果被取保候审人没有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不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原执行的取保候审就应该自动失效，而我国却还需要经过一个“解除程序”才能解除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的取保候审。

2、被取保候审人救济途径狭窄

　　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对被取保候审人的救济途径的规定并不多。《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刑诉规则》第6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认为取保候审超过法定期限，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解除取保候审要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以内审查决定。经审查认为超过法定期限的，经检察长批准后，解除取保候审；经审查未超过法定期限的，书面答复申请人。”此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35条也有类似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被取保候审人认为取保候审超过法定期限的只能向作出取保候审的机关提出解除请求，而是否解除则由受申请的机关决定。如果严格依照这些规定实施的话，超期取保候审也是有可能及时得到解除的。而从媒体的报道看，李志平从来没有停止过申诉，但超期取保候审却仍未被解除。原因在于我国规定的救济方式行政色彩浓厚，而不属于司法救济模式，即程序性裁判的阙如。在取保候审的整个过程中，公、检、法起单方面的作用，犯罪嫌疑人除提出请求外，不能起任何作用，也没有规定复议、复核的权利，更没有上诉权。反映在超期取候审方面就是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无法向中立的第三方请求救济，是否取消取保候审仍由当初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的机关，决定不公开进行，而且对作出的否定决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任何救济途径了，而且还不被告知决定的理由和依据。

3、程序性违法的制裁措施缺失

　　之所以出现取保候审超期的现象，原因不仅在于“自动失效”制度的缺失与被取保候审人救济途径的狭窄，而且还在于对“公检法三机关”违反我国法律取保候审相关规定的行为没有确立任何消极性法律后果。毕竟，取保候审的期限越长，“三机关”就越能赢得必要的办案便利。[2]法律虽然规定被取保候审人的法律救济保障措施却没有规定相关机关违反该程序的法律后果,则使犯罪嫌疑人仅有的一点程序性权利亦被剥夺殆尽。“按照‘公检法三机关’具有天然违法动力的原则，这些机构本来就有不受法律程序控制的动机，而在刑事诉讼法对其权力控制不力的情况下，这种违反法律程序的愿望将变得越来越大，机会也将变得越来越多，程序性违法的成本也将变得越来越小。”[3]

（二）深层原因：取保候审定位偏颇

　　如果说，关于取保候审期满“解除”的规定存在漏洞是造成李志平被取保候审长达16年的原因的话，那么我国法律对取保候审的定位偏颇则是其根本原因。

　　保释在外国刑事诉讼中被普遍采用，它是指被羁押待侦查、审判的人提供担保，并履行必要的手段后获释放的制度。保释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以及减少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费用方而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英国、日木等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单行法或刑事诉讼法典中对保释制度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如英国，保释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由于保释权的行使会影响其它一系列司法权利的行使,因此,保释权成为受刑事追究的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基础性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保释具有普遍性(各个诉讼阶段,即从被告人受到羁押起,直至被定罪判刑后决定提出上诉等都存在保释的问题),而且立法在保释的概念上并没有给予更多的限制。另外得一提的是，决定或撤销保释的决定，大都由法官作出。法官依据法律规定或自由裁量权对被拘禁者作出是否适用保释的决定时，通常会受到严格的司法审查。同时，法律还赋予检察官和被告人对法官保释决定、解除的申请复议与上诉权，使保释制度在体制上更加完备，有助于保护犯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防止法官滥用职权行为的发生。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立法首先是将取保候审定位为保障国家权力行使，有效追诉犯罪的强制措施之一，刑事诉讼法在总则第一编第六章中规定了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组成的强制措施体系，具有完整性、层次性以及适用条件明确性特征。在理论上，“取保候审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4]（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但在另一方面，立法似乎又将取保候审界定为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虽然出现在“强制措施”一章中，但使用“有权”一词似乎又承认取保候审是被追诉人的一项诉讼权利。[5]笔者认为，立法并未承认取保候审是被追诉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而是“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的一项强制方法，仍是一种强制措施。虽然使用“有权”一词，但如果取保候审是一种权利的话，一方面前面又将取保候审规定在强制措施里面，既是强制措施，其功能在于保证刑事追诉活动顺利进行而没有考虑到“保障人权”这一刑事诉讼法的另一目的，另一方面既为权利却没有规定任何救济途径，说明其本身并不是权利，因为“无救济即无权利”。因此，认为取保候审是“权利”并没有依据。

　　正是因为把取保候审定位为“打击犯罪，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一个工具，尽管被取保候审人未被羁押，但要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人身自由仍受一定限制，如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既然取保候审属于追诉活动工具，其实施、解除程序行政化便不难理解。同时，既不是权利，又何来对取保候审的“权利”规定救济途径一说？

三、改进取保候审制度

　　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早有学者提出不少建议，比较多见的即是借鉴外国的保释制度对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进行改革。但笔者认为，保释制度的基础在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而在我国并未确立无罪推定制度，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看也存在“有罪推定”。[6]如果建立取保候审制度改革成保释制度当然是理想之选，但在相关配套措施出台之前这一改革是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的。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在今后应当着手对取保候审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

（一）实行取保候审期限届满自动失效制度

　　法律既然规定了取保候审的期限，在期限届满后，如果被取保候审人没有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不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原已执行的取保候审就应该自动失效。因此，应当完善我国取保候审解除的规定，建立取保候审期限届满自动失效制度。立法应当规定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后，如果被取保候审人不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无须原决定机关“解除”即应自动失效，使当事人依法及时地恢复其人身自由。杜绝在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后，原决定机关迟迟不予解除，而使当事人长期处于限制人身自由的状况。

（二）完善被取保候审人的救济途径

　　现行法律规定的救济途径太少，可以考虑更多的救济途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认为取保候审超过法定期限，除了有权向决定机关要求解除取保候审之外，还有权要求作出决定的机关告知决定的理由和依据。理想的救济模式应当是诉讼化的，即存在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接受被取保候审人的申请。但这样的救济模式前提是必须以整个程序构造诉讼化为前提，这一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能无法实在。在诉讼化的前提缺失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考虑设立类似于诉讼化的听证程序，由决定机关举行听证，被取保候审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知晓决定形成的过程，影响决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