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8】17号批复评析

董少谋


　　2008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8】17号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依法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该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就争议内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08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2008】17号正式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明确了有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具有可诉性的法律适用问题，解决了长期以来公证界和司法界争论的一个实务和理论问题。　

　　1991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在法律上确立了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这一法律制度的设计，是我国充分发挥公证法律制度的作用、减少矛盾纠纷的重要措施，也是充分尊重公证事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　

　　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新问题，即公证债权文书的债权人没有在民诉法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于2007年修正前的民诉法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而诉讼时效期间一般为两年。这就出现债权人过了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的期限，但双方争议仍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的情形。债权人由于过了申请执行的期限，法院一般不受理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的申请，于是债权人以双方争议仍在诉讼时效期限内为由提起民事诉讼。　

　　2001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受理的《青海省西宁市花园南街房管所等与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营业部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由审判长付金联合议庭作出的（2001）民二终字第172号判决书指出：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应依法得到保护。二审中，两上诉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并无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案件的法律适用，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是否具有禁止诉讼的效力。上诉人认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本身具有排斥诉讼的作用，原审法院受理本案无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24条的规定，经过公证处公证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按文书规定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8条明确将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纳入可直接执行的程序中。因此，当事人可以不经过诉讼，持公证书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债权文书的当事人强制执行。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依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还是再行诉讼，是债权人的权利，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上诉人上诉无任何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此判决书，本人曾于2004年以“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应排斥另行诉讼——评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二终字第172号民事判决书”为题发表于樊崇义主编之《中国诉讼法判解》第2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6月版），认为：公证机关己经赋予了该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的，作为债权人的青海省分行营业部没有诉权；青海省分行营业部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强制执行的，在申请执行期限届满后不能另行起诉，并从五个方面提出理由：　

　　其一，《民事诉讼法》尽管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从《民事诉讼法》第216、217、218条的立法精神看，《民事诉讼法》将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放在同一阶位上的。公证机关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后，作为债权人的青海省分行营业部己经取得了与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做出的判决书具有同等强制执行效力的执行根据。也就是说判决书、仲裁书和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三者的效力是相等的，地位是相同的，即都属于执行根据，都具有同等的强制执行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正是基于这一原理，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可以作为执行根据的。作为债权人的青海省分行营业部己经通过公证程序取得了执行根据，因此，就不能另行寻求诉讼程序再次取得执行根据。　

　　其二，《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是法人的为6个月”。超过法定申请期限，债权人便丧失了申请执行的权利。因为，公证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是经过公证机关按法定程序公证的。债权文书本身没有错，只是因为债权人未在法定申请执行期间内申请强制执行，这说明债权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债权人享有的权利也就不再受法律保护。债权人不能另行通过诉讼程序重新确认公证机关已经确认了的债权。债权人再向法院起诉，法院当然不能受理案件。　

　　其三，从法学原理上讲，当事人申请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是以放弃诉权为前提条件的。当事人既然自愿选择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这一债权确认方式，就意味着自愿放弃了诉权，就不能再选择按诉讼程序二次确认债权。两级人民法院混淆了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关系，因为，诉讼的目的是通过审判程序来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并取得执行根据。而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就是对债权的一种国家确认，其本身也是一种执行根据。如果允许可以另行起诉，那么，一笔债权可获得两个执行根据，这样，显然对债务人而言是不公平。也就是说，当事人不能在同一实体法律关系上设立两个程序法上的效力。二者非此即彼，公证机关赋予了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力就必然使诉权不再发生。而执行程序是强制实现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因此，当事人既选择了申请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就不存在当事人另行诉讼的问题。不管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他们都必须对自己的理性选择负责，一方不履行债务时，另一方不得再就同一债务向法院起诉。　

　　其四，从诉讼要件看，债权人另行起诉，即欠缺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根据具体诉权说，权利保护要件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本案判决的必须具备的要件。权利保护要件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和实体上的权利保护要件。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又包括当事人适格要件和纠纷在法律上有受判决保护的利益，即诉的利益。从诉的利益的具体标准看，在给付之诉中，诉讼标的之请求权已届履行期仍不履行，不仅有侵害债权人权利之意，而且如果债权人不起诉，请求权有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之处，故债权人请求的首要目的在于请求法院对他们之间争议的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认，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已经对其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确认。因而，债权人如另行起诉，由于没有诉的利益而导致欠缺权利保护要件。则应驳回起诉。　

　　其五，从执行申请看，根据《民事诉讼法》笫218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发现“经过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故经公证之债权文书确认之事实或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者，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执行。裁定送达后，执行程序终结。当事人得就其债权债务关系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求解决。这就是说，只有在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况下，才可另行起诉。　

　　基于此，我认为作为债权人的青海省分行营业部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驳回起诉。　

　　2009年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在详解《批复》中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制定《批复》的过程中，多次召开座谈会，充分听取立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级法院以及公证处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最后形成一致意见：　

　　公证债权文书的债权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与法院生效裁判、仲裁裁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都是执行依据。既然债权人取得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依据，就不能再取得另一份执行依据。债权人另行提起诉讼，目的也是为了取得执行依据，不符合“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是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的，如果允许债权人既可申请执行，又可直接提起诉讼，不符合立法原意，对债务人不利，有失公平。债权人提起诉讼，往往是因为超过了申请执行期限。民诉法规定的申请执行的期限是对申请人的义务，申请人必须遵守，申请人要对没有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提出执行申请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申请人由于自己的原因丧失了法律规定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又转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不应支持。由于新修订的民诉法将申请执行的期限延长为两年，而且适用诉讼时效关于中止、中断等的规定，以后一般不应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酒驾事件拷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行力

李钢


　　一段时间以来，因酒后驾驶造成的恶性交通事故不断发生，对于这类事故的报道也不断出现在网络、报纸等新闻媒体中，让人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酒后驾驶的严重危害与后果。
　　6月30日晚南京江宁一司机醉酒驾驶连撞９人，造成５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孕妇。
　　7月3日早晨7时左右，同样是在南京，驾驶人刘伟酒后驾驶一辆福克斯轿车，在玄武区太平门街由西向东行驶时冲上人行道，致使4名行人受伤，其中有3名中学生。
　　8月4日晚杭州一名29岁司机酒后驾驶黑色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将正在“爱心斑马线”上过马路的1６岁女孩马芳芳撞死。
　　8月5日18时左右，黑龙江鸡西市男子张喜军酒后驾驶路虎越野车冲进夜市人群，连续撞倒26人人，造成1人当场死亡，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7人住院治疗，3人留院观察。
　　这些事故惨不忍睹，触目惊心，让人再一次看到了车祸猛于虎的现实。一幕幕血的悲剧在酒精的刺激下“前撞后继”，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也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如何遏制酒后驾车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发势头，如何严厉惩治酒后驾驶等具有严重危害性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成了各界探讨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一直以来都把酒后驾驶（自然包括醉酒驾驶）行为作为严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之一进行管理和整治，但在近期社会极度关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酒后驾驶的查处率、处罚率都极低，处罚的力度严重偏低，这无疑是对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无形放纵，是执行力低下和管理缺失的表现，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尽管大家都知道酒后驾驶行为尤其是醉酒驾驶行为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但在侥幸心理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查处不力、处罚不严认知心态的支配下，铤而走险地迈出了酒后驾驶的罪恶步伐，迈出了藐视法律和轻视生命的罪恶步伐。在现实社会生活、个人素养和管理现状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前酒后驾驶现象处于易发、高发的态势，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酒后驾驶道路交通事故系列案在吸引广大群众眼球和引发极大关注之余，也像一把重锤在拷问着我们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酒后驾驶等严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管控的执行力。“为什么对生命的敬畏一定要用生命来唤醒”，网民的声声质问与呐喊像一把把尖刀般重重地刺入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肌体，它沉重地催促着我们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反思和整改，真正将对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管控落到实处，真正将“关爱生命”的口号变成行动。
　　首先，拷问制定正确决策的执行力。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酒后驾驶引发的严重道路交通事故并不是2009年才开始发生，也不是2009年才发生的特别多，通过各省区总队的事故统计数据就能知道，酒后驾驶一直都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为什么以前没有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那是因为今年有了网络和媒体的广泛传播和评论，扩大了传播范围和力度，引发了公愤，我们的政府需要平息社会公愤，因此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给社会一个交代，因而就有了为期两个月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笔者认为这凸显了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上层机关在严重违法行为的管控决策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弱执行性，为何在频频引发血案之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整治？难道我们的决心都需要以生命的付出和社会的公愤来鞭策？每年的事故数据统计为何没有进行认真分析？或者说分析后没有形成正确的决策？众多的“为什么”都在拷问着上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决策上的弱执行力。
　　其次，拷问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行力。其实，看看近几年我们公安部交管局的文件，就能知道部局并不是没有发现酒后驾驶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元凶。在多个文件中部局都明确将酒后驾驶作为一种严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并要求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严查。但我们可以查阅一下各省区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数据统计，却发现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被查处的起数少得可怜，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就更凤毛麟角了。难道是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原本就很少发生吗？还是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查处难度太大？酒后驾驶激起公愤，公安部在全国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严打”行动，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仅行动头两天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就查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3167起，醉酒驾驶交通违法行为435起。相信这依然是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冰山一角，但就是两天取得的这一角却已让人惊讶。这些数据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很多，而且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并不难查处。因为此次“严打”行动我们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受到了来自党委、政府以及社会的压力，切实下了决心，切实用了真招。集中整治期间，公安部要求：一、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调集优势警力，针对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发区域和高发时段，高密度部署勤务，提高拦查频率，对有酒后驾驶嫌疑的车辆和驾驶员严格检查。二、对酒后驾驶的，要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从严处罚，坚决做到“四个一律”。三、公安民警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不处罚、从轻处罚或者为酒后驾驶违法人说情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由此可知，之前我们的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民警在执行部局查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指令时起码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没有安排足够的警力到路面对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二、没有将警力部署到酒楼、娱乐场所等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高发的区域进行查处，三、民警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不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四、对查到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基于金钱交易、人情关等不正当目的给予放行或从轻处罚，给相对人打击不力、处罚不严、违法成本低的错误认知，助长了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人的嚣张气焰。如何提高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行力就是公安部亟需解决的课题。不解决这一问题，公安部的指令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好的决策就会在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中无功而返，公愤依然还会再次引发。
　　再者，拷问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民警实施监督和问责的执行力。酒后驾驶引发的血淋淋的惨案频频发生，媒体和社会关注的是提高对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强度和查处力度，而我们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关注的是如何迅速采取“严打”行动，平息民愤。但我们却没有见到公安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我们所倡导的问责制度哪里去了？早就下文要求各地严查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现在在你的辖区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酒后驾驶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这不是失职是什么？这难道不应该追究辖区执勤民警及领导的责任吗？没有问责机制的引入和实施怎么去督促下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民警去积极作为、去贯彻执行命令？一个没有完善和强有力的监督和问责机制的团队是不可能有强大的执行力的。

广西高速公路管理支队 李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