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嫔 北京交通大学 副教授



第三人利益合同(Contract for the Benefit of Third Party)又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或利他契约，指当事人一方约定他方向第三人给付，第三人因之取得直接请求给付权利之契约。[1]例如，甲与乙约定，为丙的利益而由乙向丙为一定给付，这便成立了一个第三人利益合同，其中甲为债权人，或称作受诺人(Promisee)；乙为债务人，或称作允诺人(Promi-sor)；丙为第三人(Third Party Beneficiary)。就第三人利益合同而言，无论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都承认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这一“第三人”享有对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即第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却能享有合同的权利，这无疑是对古典契约理论的挑战。因为大陆法系的“债的相对性”(Relativitat des Forderungsrechts)理论认为，合同仅于缔约人间发生效力；合同对合同外的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其理由是：契约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第三人未参加，自不能对其产生任何影响。[2]在英美法中，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债的概念及体系，所以大陆法中的“债的相对性”规则在英美法被称为“合同的相对性”(Privity of contract)，我国也有学者将其译为“合同当事人之间关系”，[3]还有学者将其译为“合同的默契”。[4]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理解上都是指“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赋予当事人或加在当事人身上”，[5]认为合同效力仅及于“缔约人”(parties－only)。
根据这一传统的契约理论，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不能享有合同权利，即不能对债务人享有给付请求权。然而在有些特殊情形，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却能对债务人提起给付之诉。[6]由此，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第三人作为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法律为什么要对他的利益进行救济？他的合同权利是怎样产生的？本文试图以第三人利益合同为范式来阐释第三人合同权利的起源。
一、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方效应——合同的外部性
古典契约理论将交易行为分割成独立的环节，认为当事人除了单纯的物品交换外不存在任何关系。这种理想的“个别性交易”[7]只有两个当事人，除了每个当事人从交易中看到的即时所得外，是没有契约性团结的，有关社会的稳定、实施承诺的机制和其他基本需要是由“外在之神”提供的。在这种交易中，权利义务来源于自己的承诺，责任来自确保实现承诺的外部之神。然而，在经济的交易中，完全理想化的将社会关系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契约”单元的假设并不存在，事实上并不存在封闭的合同关系，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总是紧密相关。正如关系契约理论在对古典契约理论的批判中所认为的：古典契约理论人为地将个别性交易从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剥离出来是不可取的。每个契约，即使是个别性契约，除了物品交换外，都涉及到关系，因此，每个契约必然地在部分意义上是一个关系契约。因为离开了社会，真正意义上的交换是不可能的，就如马歇尔·萨林斯所言，一项物质交换通常是连绵不断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短暂的事件。社会关系是支配性的，物品流动要受到现实情况的制约，是现实状况的一部分。[8]
也就是说，以法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由于社会关系的密切相关性，现代契约关系牵涉到很多人，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也深受影响。同样，就法经济学的视点而言，在现实交易中，并不存在“完备的合同”。而且，由于合同效力的扩张，现实状态下的合同都具有“外部性”。[9]古典契约法理论认为，合同效力只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相对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就是合同交易所产生的一切收益和成本全部由合同当事人分担。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对合同外部性存在的否定，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假设的合同封闭状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的连续性与相关性证明所谓的“完备合同”的假说在事实上并不存在。进而，随着私法领域的公法化趋势以及合同法的不断发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承认和保护受合同效力影响的第三人，如保险合同中的受益第三人，货运合同中的收货人及他益信托中的受益人等，合同相对性原则日趋式微，这一现象的出现也是对“完备合同”的证伪，表明了合同外部性的存在。
合同外部性的存在意味其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利益结构无法孤立或是封闭地存在，总会影响到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合同的订立会导致第三人的信赖，第三人有可能基于此信赖而有所行为，若忽视了第三人将会出于对合同的信赖而安排自己事务的可能性，将使第三人的信赖落空，使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受损。[10]如在货物运输合同中，收货人按时驱车前往收货，却被告知货运合同撤销。此时收货人所花费的路费及误工费等即为信赖利益之损失。合同的正外部性给第三方无偿地带来收益(权益)，由于是在不降低合同交易当事人效用水平的同时，提高了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效用水平，因而是一种帕累托(Pareto Optimum)改进。即经济实现“一般均衡”，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的安排，都不可能在无损于任何人的前提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较前更好。[11]这一类型的合同也正是由于具有积极的效益，才颇受立法及司法的重视，其中受益第三人的利益的保护也因此上升至立法层面，由法律明文规定予以保护。在美国，自1859年劳伦斯诉福克斯案(Lawrence v．Fox)[12]开创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先河，判决第三人有权要求允诺人赔偿损失以来，现在美国大多数州的判例表明，如果一个合同是为某一个人的直接利益而制定的，尽管这一第三人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没有提供任何对价，他也可以就该合同起诉，并向允诺人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13]
二、第三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当事人间信赖关系之基础——第三人之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
由于现代交易关系的相关性，合同具有外部性，合同关系总会涉及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14]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是在某类第三人的利益保护日趋重要之时，法律方将其纳入保护范围，正如第三人利益合同。此时，受益第三人的利益经由法律的选择，成为一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15]这是第三人合同权利产生的前提。
在第三人利益合同法律关系构造中，允诺人与受诺人之间存在基础合同，其原因关系为补偿关系；受诺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16]允诺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称之为“第三人关系”(Vollaugsverh?ltins oder Drittverh?ltnis)。[17]此二人处于比较松散的结合关系之中，既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双方只是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成立而在二人之间形成了给付关系。正如彼得·肯克(Peter Kincaid)认为，“被告(允诺人)为了实现他的允诺而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事实上，他并未向第三人为允诺，第三人也没有给付对价，这里的对价与允诺毫不相干”。[18]这样看来，似乎第三人只与受诺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而与允诺人之间因缺乏对价，无法形成必要的结合关系而使第三人在未获适当给付时无法对允诺人提起诉讼。然而，笔者认为，对于允诺人与受诺人之间形成的合同法律关系而言，此种法律关系并非封闭，允诺人的给付与否与第三人之间有利害关系，第三人对允诺人的给付产生了“信赖”，为了接受给付，可能导致对自身处境作了较之以往不同的安排，这样，第三人与允诺人之间便形成所谓的“信赖关系”。诚然，从表面观之，法律仿佛保护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但究其实质，法律是通过对信赖关系的确认来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在合同法的理论发展中，信赖观念的提出，是伴随着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保护而产生的。这一规律在两大法系信赖规则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清晰可见。
在大陆法，何为信赖并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因合同理论建立在“合意”基础上，信赖只是在“合意”之外，即合同不成立或无效这一较为狭窄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从学者对缔约过失的论述来看，信赖既可体现为缔约关系，也可体现为一种信赖的心理。民法对交易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法律对信赖利益及期待利益之损害赔偿的确认。关于信赖利益，根据大陆法学者的多数观点，是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而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不成立或无效而产生的损失，又称消极利益之损失。[19]至于期待利益，在大陆法，是合同法保护的核心，指法律行为有效成立，债权人就其获得债务履行所存之利益。期待利益之损害，指因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致有效成立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未获实现所生的损害。[20]期待利益保护的目的，是把债权人恢复到合同得以适当履行后应处的状态。英美法上的信赖(reliance)与大陆法相比，在合同法中的地位显然重要得多。在英美法，随着允诺禁反言规则在立法、判例上的确认，“契约理论从对价原理中解放出来”，[21]大有替代对价理论之势，信赖成为合同具有执行力的根据，因信赖而作为或不作为，为允诺人所能预见的，也可视为具有适当的对价。美国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第90条以允诺禁反言规则(the doctrine of estopple)首次将信赖作为执行力的根据规定在法典之中。[22]L．L·富勒(Fuller)在其划时代意义的《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中提出将期待利益、信赖利益和返还利益作为违约赔偿的依据的理论，认为合同中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利益，即信赖利益：“基于对被告之允诺的信赖，原告改变了他的处境。……要使他恢复到与允诺作出前一样的处境。在这种场合受保护的利益可叫做信赖利益(the reliance interest)。”[23]至于期待利益，富勒对此定义为：“……使原告处于假若被告履行了其允诺，他所应处的处境。在这种场合所保护的利益我们可以叫做期待利益(the ex-pectation interest)。”[24]富勒的信赖理论的提出，使“信赖”的保护到达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允诺禁反言规制中的“信赖”只是一个雏形，仍摆脱不了对价制度的框架的话，那么，富勒的贡献在于将“信赖”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的境地，甚至可以超过对价的重要性。其后，为了对富勒的命题加以历史的实证，阿狄亚发表了《契约自由的盛衰》一文，由此提出了新的信赖理论。他进一步将富勒的信赖理论扩展到主张对约定原理(对价规则)的全面超越，信赖作为责任的根据表现出重大进展。[25]总之，在英美合同法，信赖的理念贯穿始终，对信赖利益以及期待利益的确认奠定了法律对当事人之间信赖关系之保护的基础。
由此，笔者认为，信赖理念突破了传统的对价规则，使得信赖关系并非限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且信赖还将合同责任扩张至侵权责任、[26]将合同内责任扩张至合同外责任，[27]这一理念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人与基础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信赖关系，此种信赖关系为合同法所维护的重要关系。第三人的“信赖”可有两个不同范畴：一是基于与受诺人(债权人)的对价关系而产生的信赖。在对价关系中，受诺人之所以允诺第三人，使第三人得以向允诺人主张给付请求权，是因为受诺人与第三人之间可能存在双务合同而产生的对待给付，或是法定义务，或仅仅是赠与关系。因为受诺人对第三人做了允诺，根据允诺禁反言规则，受诺人应当遵守自己的诺言，保护第三人对诺言的“信赖”。不过，这种“信赖”由于受诺人对第三人的允诺的存在，仍归属于对价制度的保护范围。第三人“信赖”的第二个范畴是基于与允诺人的给付关系而产生的信赖。允诺人与第三人之间是一种很松散的给付关系，允诺人没有对第三人作出允诺，但允诺人却要遵守自己对受诺人作出的承诺，向第三人履行。第三人在对给付的“信赖”不能实现之时，可请求允诺人给付，并可对允诺人主张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在这一范畴的“信赖”中，可谓是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对价规则，因为允诺人没有对第三人作出任何允诺，第三人也未曾给付对价。之所以允诺人在第三人信赖不得实现之时，负担对其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因在于第三人对允诺人的给付产生了“信赖”，在第三人与允诺人之间实则存在基于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之上的信赖关系。综上，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基于对给付的信赖，若造成其他交易机会的损失或者为接受事实上并没有履行的给付而作出的花费，可基于信赖规则请求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第三人在其利益不得实现之时，亦可请求期待利益之赔偿。法律通过对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保护实现对信赖关系的维护，故而信赖关系实为一种利益关系，可以说，正是第三人对合同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奠定了其与基础合同当事人之间信赖关系的基础。
三、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信赖利益、期待利益之正当化
在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基于对允诺人给付其利益的允诺产生信赖并改变自身的处境，这是第三人与允诺人之间信赖关系存在的表现，即使第三人未给付对价，在其信赖利益受损之时，依据信赖规则，也可请求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在允诺人未为给付或给付不适当之时，第三人也可请求期待利益之损害赔偿。第三人得请求信赖利益及期待利益之损害赔偿的诉权，便是在司法上第三人享有合同权利的体现。在此，第三人显然不仅仅对合同享有利益，而是在利益得不到实现之时享有对允诺人的权利。那么，作为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其合同权利是如何产生的？
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的合同权利的形成，[28]立足于法律对第三人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正当化，即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首先应当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信赖利益的正当化在大陆法是通过缔约过失制度实现的，在英美法则是通过允诺禁反言规则实现。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正当化在立法上是结合在一起的，保护期待利益的目的在于保护信赖利益。笔者认为，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正当化主要是通过在司法上对第三人诉权的肯定来实现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保护同属于赔偿法域的问题。[29]立法上对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确认是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对合同当事人的诉权的前提。
大陆法的缔约过失责任是在对实证合同法的批判和具体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合同法原理，但其对合同法的深远影响却只在20世纪(或20世纪后半叶)才被人们感受和认识到。虽然缔约过失责任仅限于处于缔结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但这一理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视点，那就是，合同责任并不限于合同关系存在的情形，“无合同也可有责任”，只要当事人之间存在信赖的关系，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的信赖而导致的损失也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一损害为信赖利益之损失也包括期待利益之损失。即信赖关系成为当事人之间请求损害赔偿的基础关系，而非必须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合意”。这也可以解释大陆法系之所以承认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原因。根据缔约过失责任之法理，既然信赖利益之损害不限于合同成立与否，则基于信赖关系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关系就不必限定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只要对利益的取得有信赖关系，任何人均可主张信赖利益之赔偿。在英美法，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向来是合同法救济的重要内容，而对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确认，则应当归功于富勒、科宾等法学巨匠的努力。富勒认为，执法者随时都可以根据该承诺得到遵守的程度来判断信赖利益能否实现，并在一方违反承诺时要求其承担对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30]美国合同法之父科宾也对信赖利益作了专门的论述：“现在很清楚，非正式允诺可以因为基于对他的信赖的行为而能够被强制执行；尽管此行为并非立约人所谋求而并非作为该允诺的约定交换物而被履行。”[31]在他的努力下，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对允诺禁反言规则作了更为灵活的规定。基于信赖而产生的允诺禁反言规则已不可辩驳地成为使允诺人获得强制执行的法律基础，信赖作为对价的“替代”(substitute)成为使合同得到有效履行或使当事人得到赔偿的充分原因，从而初步确立了信赖利益赔偿制度。
据此，即使受诺人未提供所谓的“对价”，只要其与允诺人之间形成信赖关系，在其利益受损之时，便可请求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之损害赔偿。因为“合同法对信赖的救济包括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和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两种手段”。[32]这一信赖理念也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利益之法律保护提供了依据。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虽然是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但其因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对合同享有利益。这一利益是基于合同当事人的约定赋予的，但对第三人而言，其是否承诺对能否享有利益并不影响，甚至第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可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如为胎儿的利益订立的第三人利益合同)。这种无需第三人的意思表示，更无需第三人给付任何代价便可享有合同利益的情形似乎违背了英美合同法中的对价规则。因为在对价规则中，“对价必须由受诺人提供”这一格言意味着一项允诺只能由提供对价的受诺人强制执行。而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与允诺人之间仅存在给付关系，允诺人为了实现他对受诺人的允诺而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事实上，他并未向第三人为允诺，第三人没有给付对价。不过，根据现代合同法中的信赖理念，第三人与基础合同当事人之间形成某种信赖关系，若第三人对允诺人之给付有信赖之心理，并为其利益的享有改变处境、作出某种安排的话，合同当事人未经第三人同意不得变更、撤销第三人利益合同，除非合同特约保留变更与撤销的情形。在大陆法，第三人对合同是否产生信赖的因素已引起了法官们的高度重视，“一个德国法官往往会考虑第三人是否已因对赋予其利益允诺的信赖而改变了其地位，如果第三人已经改变了其地位，应认为合同当事人已失去了取消或变更第三人权利的权利”。[33]而且，第三人在其利益因允诺人的不履行受有损害之时，可请求信赖利益及期待利益之损害赔偿。
以上第三人享有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为救济权。古谚云：“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法律权利。[34]权利人在遇侵害之时得请求损害赔偿请求权，此为派生性请求权(救济性请求权)，也称救济权。通说认为，救济权是基于原权而生的第二性的权利，若无对权利或利益的侵害便无所谓救济权，即救济权是为了保护原权而存在的权利，原权直接决定救济权的内容。以此看来，似乎原权是救济权的逻辑起点，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救济权的实质在于救济原权所保护的利益，而不是纯粹救济原权。因为权利只是一种规范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是谈不上什么救济的，法律所保护的是权利所体现的利益。如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诉权(救济权)的逻辑起点便是第三人对合同享有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正如彼得·肯克指出：“第三人能提起诉讼的权利在于他对合同的信赖与期待或是与立约人的交易。”[35]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法益，可见第三人对合同享有的法益是第三人享有诉权(救济权)的基础，法益实则为救济权的逻辑起点。[36]然而，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合同权利并非简单的一项权利，而是由第三人的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所构成的权利束。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救济权)的产生，是立法上对第三人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正当化的结果。那么，第三人的给付请求权(原权)是如何产生的呢？
比较法学者一般认为，大陆法是一个“权利先于救济的”法系，而英美法则是一个“救济先于权利”的法系。大陆法系的“权利先于救济”的观念，是因为深受阿奎利亚法影响的缘故，在立法上采用列举主义由法律明定权利类型，在司法上认为只有法定的权利方可得到救济。但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权利先于救济”的法律模式的局限性显露出来，一方面它不可能预见所有的值得救济的权利形态，另一方面它只救济法定的权利，而将许多应然的自然权利(法益)排斥在救济之外，这违背了自然权利的观念，所以大陆法系民法典普遍创设概括性的法律原则，如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法官通过对概括性原则乃至于对民法内在的精神的解释，对于法律没有明定的权利(即法益)赋予救济，而救济一旦被赋予，此种利益实际上就成为法律明定的权利。可见，大陆法实际上也存在类似于英美法的“判例法”机制，通过法官造法形成新型私权，“救济先于权利”的情形在事实上是存在的。在英美法，英国的普通法是作为一连串的补救手段而产生的，如英国的侵权行为法是以令状(writ)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法院依特定的令状，经由诉讼而创造某种救济，而在救济之前，并没有一个由法典编制出来的权利体系，正如梅因所说：“英国法是在程序的缝隙中渗透出来的。”所以，在英美法，是救济确认了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是救济程序创造了普通法上的权利体系，“救济先于权利”。[37]从救济权与原权的关系可见，救济权可成为推定原权的前提，“从权利推定权利”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其特点是由法定的“明示权利”合乎逻辑地推定出“默示”的权利。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基于对第三人的法益(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保护，立法上赋予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救济权)，随着此类案例的增多，合同之外第三人的权利日显重要，在立法上便推定第三人享有对允诺人的给付请求权(原权)。如1999年的英国《合同(第三人权利)法案》便赋予第三人要求允诺人强制履行合同条款权利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28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合同约定向第三人履行给付，并具有使第三人直接要求给付的权利的效力。”
基于以上探讨，笔者认为，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合同当事人在基础合同中通过约定利益第三人约款来赋予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基于合同当事人对其利益的赋予而形成信赖关系，这一利益被类型化为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而正是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奠定了这一信赖关系的基础。进而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经由正当化，成为一种可由法律加以保护的利益(法益)，在立法上规定了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人的法益便可通过主张诉权受到法律救济。第三人救济权的产生，使第三人对合同享有的法益通过权利的推定形成法律上实态的给付请求权成为可能。
兹以图例说明：
第三人
合同利益
类型化
信赖利益
期待利益
正当化
救济
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
期待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
全力推定
给付
请求权
利益
法益
救济权
原权
权利


可见，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利益到法益，再从法益到权利的演变过程，这亦是法律对第三人的合同利益正当化的过程。事实上，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合同权利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它的产生是与私权诞生的普遍规律相契合的，即法律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平衡，对利益加以选择性的保护，利益便上升为法益。一部分的法益在立法之初便被设定为私权。而另一部分法益则在形式上仍存在于私法体系中，须经权利的推定再通过立法程序将其设定为新型私权。这样，法益便转化为私权，私权由此诞生了。




注释:
[1]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页。
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台州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的通知

台政发〔2011〕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台州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2010年第二十六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台州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规范政府投资建设行为，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代建制，是指政府投资项目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以下简称代建单位），负责项目建设实施的管理，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安全和工期，项目竣工验收后交付给使用单位的制度。

　　第三条　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上实行代建制的市本级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适用本办法。

　　政府投资项目的范围为《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所规定的范围。

　　第四条　实行代建制的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主要包括：

　　（一）机关及其所属单位、人民团体的办公业务用房及培训、教育中心等建设项目；

　　（二）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政及社会福利等社会事业建设项目；

　　（三）治安拘留所、劳教所、收容教育所、戒毒所、消防设施等政法设施项目；

　　（四）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市政设施、水利设施等建设项目；

　　（五）其他公用工程项目。

　　第五条　市发改委负责代建制的指导、协调、综合监管工作，按照投资管理权限和建设程序规定审批代建项目，对代建项目实施投资管理和监督。

　　财政部门负责代建项目资金和财务的监督管理工作。

　　审计部门负责代建项目的审计监督管理工作。

　　与代建项目有关的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代建项目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实行政府投资代建制的项目，可以采用全过程代建方式或者建设实施代建方式。

　　前款所称全过程代建，是指从项目建议书批复后开始至竣工验收，对项目进行全过程代建管理；建设实施代建是指从初步设计批复后开始至竣工验收，对项目建设实施阶段进行代建管理。

　　第七条　代建项目实行合同管理。项目使用单位和项目代建单位应当依法签定代建合同。代建合同中应当明确代建项目的范围、标准、时限、安全、造价控制、报酬、奖励惩罚、合同终止条件等内容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代建合同标准文本和代建合同附本备案办法由市发改委另行制定。

　　第二章　代建单位和使用单位

　　第八条　成立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由市发改委、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建设规划局、市审计局等部门组成。符合资格条件的组织，可以向市发改委申请代建单位资格。原则上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资格审查委员会每年进行一次资格审查，并向社会公布代建单位名录。

　　代建单位资格条件另行制定。

　　第九条　代建单位根据代建合同约定，行使项目代建期间法人职责，负责代建项目建设期间的建设实施，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全过程代建项目的代建单位应当承担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办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及项目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方案等相关行政审批手续；

　　（二）依法组织项目勘察、设计等招投标活动和有关合同的签订；

　　（三）办理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土地征收、房屋拆迁、消防等有关手续；

　　（四）组织项目施工图设计和项目预算编制工作；

　　（五）组织施工、监理、设备材料采购的招标和有关合同的签订；

　　（六）办理项目开工报告和施工许可证等开工必须履行的报批手续；

　　（七）组织施工，负责办理项目施工中出现的设计变更、概算调整等报批手续；

　　（八）协助有关单位组织中间验收；

　　（九）会同相关部门和使用单位组织竣工验收，负责编制竣工财务决算报告并按规定报批；　

　　（十）负责项目竣工及有关项目建设的技术资料整理汇编，并按批准的资产价值向使用单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十一）组织和督促施工单位、设备安装单位、设备供应商履行维修义务。

　　（十二）招标文件确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本办法第六条所称的项目建设实施代建单位主要职责是指前条第（四）至（十二）所列事项。

　　第十二条　代建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采用欺骗、伪造等手段取得代建资格；

　　（二）不得采取贿赂、诋毁他人、串通舞弊等违法行为进行不正当竞争；

　　（三）不得向他人转包或者分包中标的代建项目；

　　（四）本单位或者与本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不得在代建项目中承担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安装、设备材料供应等工作；

　　（五）不得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安装、设备材料供应单位以及项目使用单位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

　　（六）不得违反项目资金使用和财务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　项目使用单位应当承担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项目建议书的编制及报批手续；

　　（二）根据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提出项目建设标准和使用功能配置等；

　　（三）负责筹措代建项目的建设资金；

　　（四）参与项目勘察、设计、监理、施工招标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审查；

　　（五）协助项目代建单位办理有关手续，参与项目竣工验收；

　　（六）负责代建项目的接收、使用和保管；

　　（七）项目代建合同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代建项目组织实施程序

　　第十四条　使用单位按照程序报请审批项目建议书时，应当附有建设管理形式的内容，阐明是否采用代建制的建议。

　　第十五条　市发改委在批复的项目建议书中，应当确定该项目是否实行代建制及具体代建方式。

　　第十六条　代建项目在项目建议书或项目初步设计批复后，市发改委应当会同使用单位通过招标等方式确定代建单位。

　　第十七条　代建项目实行履约担保制度。履约担保的具体金额及方式应当根据项目特点，在代建项目招标文件中确定。代建单位应当在代建合同签定前向使用单位出具履约保函。

　　第十八条　代建单位在项目建设期间，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会同使用单位组织实施项目的勘察、设计、监理和施工等招标工作。

　　第十九条　代建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及概算控制投资，实行限额设计。严禁在施工中随意变更设计和增加投资。

　　第二十条　代建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代建单位提出，经使用单位同意，并由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审核小组批准后方可变更、调整概算：

　　（一）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项目建设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资源、水文、地质、考古等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建设方案的；

　　（三）因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对项目影响较大的；

　　（四）因国家标准重大变更对项目影响较大的；

　　（五）其他需要变更情形的。

　　第二十一条　代建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项目参与单位建立严格质量保证体系，并督促落实各环节质量控制要求。代建单位对代建项目的工程质量负连带责任。

　　第二十二条　代建项目完工后，投资综合管理部门或由其委托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代建合同约定对代建项目进行竣工验收。

　　第二十三条　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项目代建单位应当在三个月内按财政部门批准的资产价值向使用单位办理资产交付手续。

　　第二十四条　代建单位应当按照档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建立健全有关项目档案。代建单位向使用单位办理代建项目移交手续时，应当一并将工程、财务档案及相关资料向使用单位和有关部门移交。

　　第二十五条　工程保修期内，代建项目的维护由代建单位负责；工程保修期结束后，代建项目的维护由使用单位负责。代建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四章　代建项目投资计划和资金管理

　　第二十六条　代建项目实行年度投资计划管理。市发改委应当会同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及时编制和下达代建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市财政局依据代建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年度支出预算、工程进度和代建合同约定，对项目资金实施管理。

　　第二十七条　代建合同签订后，代建单位应当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投资概算，严格控制建设资金的使用，并根据实际工作进度和资金需求，向使用单位提出用款申请，由使用单位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代建项目的财政资金，由市财政局根据代建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年度支出预算、工程进度和代建合同约定，按照相关规定拨付。

　　代建项目的自筹资金，由使用单位根据代建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年度支出预算、工程进度和代建合同约定，按照相关规定拨付。

　　由市财政局和使用单位拨付给代建单位的项目建设资金不列为代建单位的收入来源。

　　第二十八条　代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的财务会计制度，按照财政预算管理、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建设资金账户管理等相关制度规定，设立代建项目资金专户，单独建账核算，专款专用，严格资金管理，保证建设资金的使用安全。

　　第二十九条　代建管理费是代建单位组织实施代建项目的管理费用和代建单位实施代建项目的正常经营费用，不包括项目审批和建设过程中政府规定应当缴纳的费用、与代建项目有关的招标代理费用等相关咨询服务费用。

　　代建管理费计入项目总投资，在项目概算中单独列项。代建管理费的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代建管理费在项目竣工前支付不超过80％，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批复后再支付10％，余额待工程保修期满后支付。

　　第三十一条　使用单位所发生的建设单位管理费，由财政部门根据代建方式、项目特点等另行核定，列入项目概算。

　　第三十二条　代建项目建成经竣工验收合格、竣工决算经审核批准后，在决算投资比最终批准概算有节余的前提下，可将代建单位通过优化设计方案或施工方案（在不降低标准、工程内容和保证工程质量的条件下）所节约建设资金的20%提取作为节约资金奖励，奖励资金从项目节约资金中开支，但最高奖励金额不得超过200万元。其余节余资金按原投资比例分配。

　　前款所规定的节约建设资金由代建单位申请，并经使用单位会同市发改委、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等部门共同认定，奖励金额需报市政府审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项目代建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外，三年内不得参与代建活动，并由相关监督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项目代建合同约定，致使工期延长、投资增加、工程质量不合格的；

　　（二）与使用单位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应等单位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损害使用单位利益的；

　　（四）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

　　（五）转包、分包代建项目的；

　　（六）违反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财务管理规定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

　　第三十四条　项目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外，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一）违反代建合同约定，致使项目建设无法进行的；

　　（二）与代建单位或者勘察、设计、监理、施工、设备材料供应等单位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违反项目资金使用或者财务管理规定的；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发改、财政、审计、建设规划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责任：

　　（一）非法干预代建单位的选择确定工作的；

　　（二）索取、收受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规定。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