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责任倾向——对当前医疗纠纷诉讼审判的思考

王琼书 曹清


我国现有法律表明医疗侵权诉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但仔细分析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知或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领导的讲话精神以及一些判决案例，不难看出我国医疗诉讼审判有对医方采取严格责任的倾向，医疗机构面临着“有过错要赔偿，无过错要和解”的尴尬局面。
一、医疗争议诉讼属于一般侵权诉讼，适用于过错原则
一般认为构成侵权行为要有四个要件：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行为人有主观过错，有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在我国侵权损害赔偿存在三个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的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归属问题。侵害他人财产、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侵害他人生命、健康、侵害他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以及法律法规没有作出特别规定的其他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21～124条和第127条规定了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如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等。而对那些既不属于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又不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的侵权损害,如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而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特别案件,则由公平责任原则来调整。由于医疗纠纷并未被《民法通则》列为特殊侵权,故在医疗纠纷处理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于法无据。对照《民法通则》有关监护的规定,医院不是病人的监护人,因此用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医疗纠纷无法律依据。所以,医疗侵权诉讼只能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高法在“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中对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损害指出适用过错原则，医院无过错就不赔偿。其实对所有医疗侵权诉讼都适用过错原则，而不是象某些基层人民法院在医方无过错情况下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向患方倾斜，认为有损害必判赔偿，无原则地判决医疗机构进行赔偿。所以,医疗侵权诉讼只能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法学界对此存在异议，如学者王利明认为医疗事故责任应归于严格责任[2]。
二、严格责任责任特点
对于严格责任（strict liablility）定性和适用，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严格责任见于英美侵权行为法中，是一种特殊的归责原则，在大陆法系的侵权法以及我国侵权行为法中，并未直接使用这一概念。一般认为，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严格责任在功能上兼容了传统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特点，它事实上是介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中间责任。
《牛津法律大词典》将严格责任解释为“一种比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应负责的一般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一种责任标准。但这种责任标准也不是绝对责任，它是一种由制定法规定的标准，如果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则当事人必须负责，而不论其尽到了怎样的注意和采取了怎样的预防措施。如果承担严格责任，则仍有一些（尽管是有限的）对责任的抗辩理由可以援引，但当事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不能作为抗辩的现由”。严格责任属性：①它与过错责任一样，是一种责任标准；②与过错责任（由于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须负一般责任）相比较，它更为严格；③在有限的抗辩理由中，当事人（被告）不得以无过错（尽到合理注意）为抗辩条件；④它不同于绝对责任。严格责任的主要功能是：①补偿功能，严格责任“以保护受害人为中心”，其适用通常与发达保险制度联系在一起，它需要通过责任保险甚至社会保险来分担风险；②预防损害的功能，严格责任让损害造成的成本高于避免损害的成本，使行为人最大努力避免损害发生；③实现实质正义的功能，由于受害人无法完成过错举证责任，对行为人采取严格责任可以实现对受害人的充分补救，实现对弱者保护，体现实质正义[2]。
由于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会加重行为人的责任,因此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形来适用。
三、医疗诉讼审判的严格责任倾斜
（一）医疗争议审判中法律适用的新动向
由于我国特殊的立法体制，最高人民法院经常以司法解释或谈话形式扩大法律条款的外延和适用范围，影响司法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严格责任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实现。医疗争议诉讼中，医方举证不能则败诉。
我们通过对严格责任的主要表现来解析医疗诉讼中的严格责任。
1.严格责任中原告对被告造成的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无须举证。在严格责任中受害人不需要对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进行举证，受害人只需要对因果关系举证。在医疗损害争议案件中，患者只需就其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医疗关系并发生医疗损害的事实提供举证责任。原告对被告造成的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无须举证导致医疗争议诉讼门槛降低。
2.严格责任中免责事由是受到限制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规定了六条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而且条例第49条第2款赋予“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权利。这些条款被认为是医方的免责事由。但是这些狭小的免责条款基本上被后续的高法通知或谈话取消。最高人民法院黄松有副院长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同样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条例》只是从特别规定的意义上解决了医疗事故这一特殊侵权类型纠纷的责任问题，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一般侵权纠纷，应按《民法通则》处理”，“对于《条例》第49条第2款应理解成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能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该规定并没有免去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的侵权民事赔偿责任”[3]。很明显，司法审判机构认为《条例》只对医疗事故有处分权，对于非医疗事故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条例》免责条款不具有约束力。《条例》的免责条款形同虚设。
3.严格责任中加害行为与损伤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推定的。如果单纯以事实而言，患方受到的所有损害在表象上几乎都与医疗行为有因果关系，手术具有创伤性、药物具有毒副性，癌症的诊断给患者造成心理伤害。而且从价值判断立场来说，无论在社会认知或法学理论上，均认为医疗行为具有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患方需要证明的损害因果联系只是一种初步的，表面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需要推定或基于法官的考量。严格责任与一般过错的区别在于：一般侵权诉讼采取“谁主张，谁举证”，而严格责任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将过错举证负担转移给被告，加重被告的举证责任。严格责任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过错推定，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法定抗辩事由存在，则推定其有过错，从而承担责任。《证据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医方举证不能则推定医方过失。
（二）典型严格责任审判案例
【患者手术死亡案件】患者因肿瘤入院，行手术治疗。在切除肿瘤时由于肿瘤组织腐脆，与周围组织粘连严重，术中发生DIC导致严重渗血，医师立即给予积极处置。患者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家属以医方治疗不当导致患者死亡为由提起诉讼。医院答辩认为，整个治疗过程无过错，原告出现DIC是其疾病发展的结果，肿瘤本身和手术治疗均可引起DIC，术前对患方告知手术危险，已获取患方同意，而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行为本身无过失。法院认为患者死亡与其疾病转归有关，但该医疗机构是教学医院，应该比普通医院具有更强的注意义务，术前、术中应该考虑更为详细，最后判决医方承担20％责任。这起案件体现了强势对弱势的救济。事实上，法院也承认不能明确推定医院在本案中负有责任，只是立足保护患者的利益进行而判决。在本案例中判决院方承担责任较轻，法院也是考虑患者死亡是在原有疾病基础发生的不良事件。严格责任强调责任是严格的，加重了行为人的责任，并非绝对不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过错。
【时某过敏死亡案件】某日凌晨6点,患者时某到某卫生院求医，诊断为普通感冒。因为是急诊时间，医生给予丁胺卡那霉素点滴治疗。在静脉输入丁胺卡那霉素时，患者出现过敏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尸体解剖表明,患者是特异体质致药物过敏死亡。患者家属提起诉讼。诉讼中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此事件不属于医疗事故，医方在治疗和抢救过程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被告在对受害人诊疗抢救过程中没有过错,但患者的死亡与卫生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医方应该承担责任，判决赔偿原告21万元。卫生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维持原判。严格责任的特点是加害人不得以无过错为抗辩理由，本案例中医疗机构的无过失抗辩无效。对于无过失的医疗行为适用严格责任是否妥当，值得商榷。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构不问过失而单纯应用因果关系采取严格责任、甚至无过错原则判决是医疗机构面临最棘手最无奈的困境。
四、对于医疗行为中严格责任的思考
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比，其职能从教育、预防的作用向赔偿作用倾斜；它是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是过错责任向公平责任的转变，是个人权利向社会责任的转变，强调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对医疗行为实施严格责任的初衷，相信是为加强对弱势群体救助，寻求社会稳定。医疗诉讼之所以举证责任倒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多起病员殴打医生或死者家属抬尸游行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是由于患方在诉讼中不能举证。为保护病员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在医疗侵权诉讼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较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医患之间的社会矛盾，为病员实现自己的权利提供确实可行的救济途径。但是近年来的事实表明实施了举证责任倒置也没有减少恶性医患冲突的发生[4]。
严格责任以法律手段使医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中严格遵守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按医疗制度和操作常规进行工作，做到仔细认真，对可能出现的各类医疗意外和并发症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尽力做好注意义务，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避免非正常医疗损害的发生，减少医疗缺陷，杜绝医疗事故。但是临床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医疗行为具有损害特性，由此衍生的风险是人类的共同风险，而不是医生这个单一职业的风险，而且医疗损害往往存在“一果多因”，片面强调医方的严格责任并不利于医学的发展。如中国医疗诉讼第一案，湖北省某医院龙凤胎损害赔偿案，医院无法举证患儿脑瘫与母体病毒感染和死胎分娩史有关，也无法举证患儿脑瘫与一过性低温无关，最后医院败诉，承担高达296万元的经济赔偿。毋庸质疑，这样容易激起医疗的负面反应，使整个医疗行为趋向于保守性，如目前防御性医疗盛行就是最明显的表现[4]。
作者赞成对医方行为采取严格要求，毕竟医务人员担负的是特殊社会任务，面临的是人的生命，应该比一般人员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实施严格责任，是对医务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促进其提高诊疗水平，在诊疗过程中增强其注意义务。但是作者认为我国并未实施真正的意义上的严格责任，仅仅是在对医务人员的要求适用严格责任，而并未按国际通行严格责任原则确立赔偿范围上的特定限制。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严格责任往往有最高额限制，原因在于严格责任是对不幸损失的的合理分摊，如果法律对最高赔偿限额没有强制规定，则会过多的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而且严格责任的广泛适用大都伴有发达的责任保险。作为保险业最发达的美国，大量而高额的诉讼使大量医生更改执业场所和范围，甚至改行，医疗保险业面临崩盘的危险，最近美国国会考虑为医疗损害赔偿最高限额实行限制。我国尚缺乏成熟有效的医师执业风险保险，医疗事故保险刚刚起步，制度尚未健全完善。我国《民法通则》对一般侵权赔偿范围原则上没有设立最高限制，适用于完全赔偿原则。在我国医疗争议诉讼中，构成医疗事故按《条例》相对定额化赔偿，而不构成医疗事故按《民法通则》进行完全赔偿，结果出现是事故少赔，非事故多赔的悖论。作者反对以法律手段单方面加重医方责任而不加强保险与社会救济职能，在责任认定上对医方适用严格责任，而在赔偿上却适用完全赔偿。
作为人民陪审员，作者经常参加辖区内法院涉及医疗争议的诉讼审判，也体谅审判机构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减少患方不满判决的上访所做出的判决，但是作者坚持认为构建社会和谐不能牺牲司法公正，我们需要的是法律范围内的和谐发展。我国用不到世界卫生费用的1%成功维护了世界22%人口的生命和健康，但是我们必须反思这1%和22%的关系。在我国，医疗行业仍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大多数医疗机构属于公立机构，具有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医疗活动具有被强制缔约性，《执业医师法》规定“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无论何人、无论何种原因，只要患了急危重症，只要生命健康权受到威胁，无论有钱与否，任何医院都必须接诊，医务人员必须无条件抢救。这是法律将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强加于医疗机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致做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卫生急救缺乏民政和慈善支持，对于无钱的危急重症患者，医疗机构对其进行的救治基本上是无偿的，以作者单位为例，每年无法收回的此类医疗费用以百万计算[3]。法院审理医疗赔偿案件时，在保护所谓“弱势群体”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保护医院和医生，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以利于整个医疗事业的发展。立法、司法裁判机构应恰当的平抑医疗诉讼，如果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医疗诉讼，必然导致医方利益的过度损害。对一方利益的过度损害，最终必然影响到另一方的根本利益的存在。这样双损的结果绝对违背了立法的初衷[5]。值得庆幸的是审判界已经意识到这点。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维护法律的尊严,还要求法院正确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司法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但和谐不是不要正义,不是不顾原则。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必须是公平的和谐,正义的和谐,不论是判决也好,还是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司法调解,都不能牺牲公平和正义来求得短暂的和谐。不遵守法律,不讲原则,没有标准,和谐也不会长久,甚至司法的软弱会助纣为虐,导致更多纠纷的发生[6]。
医疗诉讼的快速增加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7]。严格医方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民众对医疗机构的愤懑情绪，方便大众利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权益，也简化了法官工作的程序，加大了对患者的救济，但它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医疗争议，促进医学进步，保证医学科学健康发展，还值得商榷。相信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法律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能进一步落实，社会救济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进一步完善，民众的认识逐步提高，社会成员从社会整体利益的广阔角度摆正自己的视角，理解医疗卫生工作的全民意义，理解医疗工作特殊性的时期，终会到来。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长春市城镇绿化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7月16日长春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1987年9月19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绿化规划管理
第三章 园林绿化管理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搞好城镇绿化的建设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和《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指的城镇绿地包括：
公共绿地：指各种公园、动物园、植物园、陵园、小游园和街路、广场等的绿地。
专用绿地：指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部队等单位和居民庭院的绿地，以及飞机场、净水场、水源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绿地。
生产绿地：指为城镇绿化提供苗木、花草的苗圃、花圃、草圃等。
防护绿地：指用于隔离、卫生、安全、护堤、护岸、护路等防护性的绿地。
第三条 凡我市城镇的单位和居民，都应按规定承担城镇绿化义务和管护绿化成果及设施的责任。
第四条 市城市建设局是城镇绿化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镇园林绿化的规划、管理、指导和监督检查工作。
各县、区城建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城镇绿化工作的主管部门。县和郊区城建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的城镇绿化工作；市区城建局负责本行政区内除市管以外的绿化工作。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镇的绿化工作。

第二章 绿化规划管理
第五条 城镇绿化主管部门，要根据各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编制绿化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认真组织实施。

因特殊情况需修改绿化规划时，应按审批程序报请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六条 各机关、学校、部队和企事业单位，要根据城镇绿化规划，在当地城镇绿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制定本单位的绿化规划。
第七条 在改造旧区和开发新区时，必须按有关规定留够绿化面积，提出绿化规划，没有绿化规划的基本建设项目不得批准施工。绿化所需资金，要列入小区建设的总预算之内。
第八条 城镇绿化要采取多种形式，逐步实现乔木和灌木、阔叶树和针叶树、树木和花草、平面绿化和垂直绿化，绿化和造景相结合，不断提高绿化水平。

第三章 园林绿化管理
第九条 全市城镇的所有单位和居民，都要积极参加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爱护花草树木、园林小品及绿化设施，同妨碍、破坏绿化的行为作斗争。
第十条 凡我市城镇居民，男十一岁至六十岁，女十一岁至五十五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每人每年都要义务植树三至五棵，或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
对十一岁至十七岁的青少年，应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绿化劳动。
第十一条 各单位必须完成城镇绿化主管部门分配的义务植树任务，做到包栽保活。
第十二条 树木所有权和收益，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凡绿化专业队和群众义务种植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国家；
（二）各单位在其用地范围内种植并管护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本单位；
（三）城镇住宅区内由房管部门种植并管护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房管部门。由街道办事处发动群众种植并管护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该街道办事处；
（四）城镇居民在庭院内种植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居民个人。
第十三条 城镇绿化主管部门要努力办好花草、树木的苗圃，培育良种壮苗，保证城镇绿化的需要。自用有余的苗木经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出售。
引进、出售苗木的检疫，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城镇街路树木实行管护责任制。在单位门前的由单位负责，在住户门前的，由街道办事处与居民签订管护责任制协议，任何单位和居民不得拒绝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不得折枝摘花、剥树皮、掳树叶、不得在树上拴牲畜、拴绳晒衣物，不得倚树搭棚等。
第十六条 禁止各种车辆和行人践踏花坛、草坪。
第十七条 禁止在城镇公共绿地内挖坑掘窖、采砂取土、狩猎放牧、种植农作物、倾倒垃圾污物等。
第十八条 在公园内进行照相、饮食、小卖、游艺、文体及科普等活动必须持园林管理部门审查同意的证件，到工商、文化等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方可进入公园经营，并服从园林部门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第十九条 现有城镇公共绿地和总体规划中确定的预留公共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或改变其使用性质。
《吉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颁布前未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侵占的绿地，要限期退还。在未归还前，每年每平方米收取一百元至五百元的绿地占用费。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请批用地时，应到城镇绿化主管部门会签，在领取施工执照前，提交绿化规划图和工程预算。绿化工程要在建设工程竣工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内完成，由城镇绿化主管部门验收。因特殊情况不能完成的，要经城镇绿化主管部门批准，但必须在建设工程竣工后的第二
个绿化季节内完成。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临时占地时，应采取妥善保护措施，不得损坏现场树木和绿化设施。
第二十二条 城镇绿化主管部门应做好树木修剪、枯死树木回收等管护工作，保持树形的整齐美观。
第二十三条 因工程施工需修剪树木时，要经城镇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缴纳修剪损失费。
电力、电信、市政、公用部门维护线路，需修剪树木时，必须经城镇绿化主管部门批准，由城镇园林管理部门修剪或在其指导下进行。
第二十四条 城镇内的所有树木都要认真保护，不得随意砍伐。因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施工需移植、砍伐树木时，应持有关手续并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砍伐城区内的树木，报市绿化主管部门批准。砍伐成龄树一百株以上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砍伐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内的树木，报县城镇绿化主管部门批准；
（三）砍伐其他建制镇内的树木，成龄树十株以下，幼树二十株以下的，由镇人民政府批准，超过上述数额的，报县城镇绿化主管部门批准；
（四）砍伐移植树木量大、改变环境面貌的，要按审批权限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五）砍伐树木要按规定缴纳补偿费。
第二十五条 古树名木要设置标志，严加保护，不得砍伐。因特殊情况确需砍伐时，须经县以上的城镇绿化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树木，经绿化主管部门批准，树木所有者要及时砍伐、更新。
（一）树木发生严重病虫害已无法挽救或自然枯死；
（二）树木严重倾斜，妨碍交通，危及人身、建筑物或其他设施的安全；
（三）树龄已达到更新期。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七条 对执行本条例有下列贡献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和奖励：
（一）在城镇绿化和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二）同损害城镇绿化的行为做斗争，有显著功绩的。
第二十八条 年满十八岁的公民，违反本条例第十条，无故不履行植树义务的，由所在单位进行批评教育，责令限期补栽，或给予经济处罚。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的，要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并按该单位应承担义务植树的在册人数收缴一定数额的绿化费。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情节较轻的进行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对当事人或法定监护人处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使树木或绿化设施受到毁坏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对主要责任者处五十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不按规定修剪树木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对主要责任者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十条的，由城镇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在限期内完成绿化任务，并按绿化工程预算的百分之五十处以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的，情节较轻的进行批评教育；情节较重、使绿地或树木受到毁坏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恢复绿地植被或补种被毁坏株数一至五倍的树木。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要追究批准者的责任，并对批准者处以一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对占用单位的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者，处以一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占用单位要负赔偿责任，并在限期内退还。
违反第十九条第二款在限期内不退还的，按绿地占用费的数额加一倍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的，按《森林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随意砍伐、毁坏古树名木的，按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二至五倍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因砍伐、更新不及时而发生事故造成损失的，由树木所有者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滥伐、盗伐城镇中的树木，破坏绿化设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受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对城镇绿化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向执罚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诉。受理申诉的单位应在接到申诉之日起十日内作出答复，逾期不答复视为同意申诉者意见。被处罚者对申诉后的处理仍不服的，可在接到通
知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诉又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198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施行后，1981年12月颁布的《长春市城市建设管理暂行条例》中有关园林绿化管理的规定即行废止。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由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1987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