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住在香港和澳门的我国同胞不能以华侨看待等问题的批复

1958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57年12月11日民二（57）字第393号报告及附卷均收悉。住在香港和澳门的我国同胞，不能以华侨看待。如果他们愿意回大陆居住，只须持在港、澳居住的身份证件（如身份证、居住证等），即可向我边防检查机关领取港、澳同胞回乡介绍书，往目的地申报户口。
此外无须办理其他手续。来文所举黄琴芳与尹凯宜离婚一案，被告人尹凯宜即愿回乡，法院可即告知他上述回乡应注意的事项，并限期回来在案件审理时出庭；同时，还可向他提出如无故拖延不回，即将缺席判决的警告。如果被告人逾期无正当理由而仍不回来，即缺席判决。至于判决书的送达方法，可仍参照我院1956年7月21日（56）法研字第7374号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抄送你院）所提办法办理。


仅有被告人供述和受害人陈述可否定罪？

朱龙岗


　　犯罪嫌疑人X伙同他人Y抢劫一过路行人Z，并持木棍将其额部打出血，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后X于逃跑途中被民警挡获,Y逃逸。检察院起诉证据有犯罪嫌疑人供述、受害人陈述、受害人辨认嫌疑人笔录，嫌疑人辨认受害人笔录、受害人的法医活体鉴定结论、木棍一把（被告人指纹和受害人血迹可以鉴定）。问法院可否定X有罪？

　　有些同志可能认为《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也即仅有口供不得定罪。在本案中，不仅有被告人的供述，还有受害人的陈述，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佐为旁证（如目击证人证言），只要受害人的陈述与被告人的供述相一致、吻合，凶器上有被告人的指纹和受害人的血迹，犯罪发生时的时间和现场周围客观环境以及后来医院接诊的时间等情况能够构成完整的证据锁链，那么就足以认定犯罪是被告人实施的，毕竟这并不与刑诉法的规定相冲突。

　　但问题是，如果被告人翻供，称其供述是在侦查机关刑讯逼供下被迫做出的，那么原先所形成的证据锁链还能否判定被告人有罪？这种情况下，还有些同志认为法官可以通过自由心证的方法来认定犯罪事实，如果以上各种证据查证确实，犯罪嫌疑人还有前科，法官可以运用以前判决同类案件的经验和一般常识（如假如被告人没有犯罪，为什么看到侦查人员就神色慌张、语无轮次等），确定被告人犯罪的可能性远大于没有犯罪的可能性，从而综合认定判定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

　　英美法中的定罪标准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我国除了刑诉法第六条规定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及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证据采纳标准外，并没有明确的定罪标准。那么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在刚才提到的被告人翻供的情形下，法官是否可以定罪只牵涉到两点问题：第一，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如何。第二，本案中的受害人陈述及其他物证等间接证据构成的证据体系是否能够完整的反映犯罪事实。

　　在第一个问题中，因为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如果被害人陈述查证属实的， 那么不仅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且因其是直接证据能够全面直接反映犯罪事实，其效力要远远大于其他间接证据。除非存在相反结论，法院一般作为当然事实认定。假定一种极端情况：所有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法院可否直接判定被告人有罪？按照刑诉法第四十六条的文字含义及内在逻辑，因为这种情况下并不只有被告人供述，还有受害人陈述，况且又获取不到证据，应当以此判决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但这其中是又问题的，被告人供述可能是因为受刑讯逼供，可能是因为心甘情愿而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还可能因为受到威胁、引诱、欺骗。受害人陈述中可能犯罪事实根本不存在，或犯罪事实存在但起诉错了对象。即便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其确实受到刑讯逼供，法官也可能让被告人举出受逼供的事实和证据，这种不合理的举证责任分担可能使被告人受到刑讯逼供也不敢说出口（现在侦查人员的"技巧"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如果被告人举证不能就面临“认罪态度不好”的危险，不仅不会从轻或减轻，还可能构成加重情节。刑诉法第四十六条的本意是好的，但可惜没有规定除此之外的情况，因为反过来读第四十六条，如果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查证属实的，就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刑诉法没有规定只有被告人陈述和受害人陈述的情形，故审判人员也只能作这样的推论），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不完全归纳的存在，致使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花样与日翻新，口供依然是所谓的”证据之王“，法律没有对侦查和审判起到应有的指导和预见作用，法律与审判现实的剧烈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个问题也是定罪的标准问题。按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凶器上有被告人的指纹和受害人的血迹能直接证明被告人就是犯罪行为实施者吗？不能，指纹的存在只能说明被告人接触过那个木棍，但被告人也可能是事先或事后才接触那支木棍的，如不能鉴定被告人接触木棍的时间，也就无法确定被告人在案发时是否就在现场，而时间的鉴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血迹也只能证明或者有人用这只木棍打击过受害者，但行凶者是谁，不能确定，也可能是别人戴着手套实施的；或者受害人的血迹洒在木棍上，但凶器是否就是这支木棍，也无法确定。总之，凶器上有被告人的指纹和受害人的血迹并不能证明被告人在现场实施了犯罪行为。同样，医院证明和法医鉴定只能证明受害人案发时受过伤以及受伤程度，但只属于间接证据，还需其他证据证明伤是有被告人实施的。受害人辨认嫌疑人笔录似乎可以构成直接证据，但它的效力与受害人陈述一样，需要查证属实，但案发现场的基础事实（凶器鉴定）却并不与之一致，故本案被告人无罪。按照中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标准，本案事实存在问题（分析同上）不应当承担责任，但依照刑诉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被告人又可以承担责任，一个案件按照一部法律可以得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合法判决，岂不是咄咄怪事!有人此时可能会忽然想到，法官不是可以自由心证吗？相同案件得到不同判决并不足以为奇。令人遗憾的却是，在法官进行所谓自由心证的时候，聂树斌案发生了，杜培武案发生了，佘祥林案也发生了。记得弗兰西斯·培根说这么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我也想顺着说一句：一部不公正的法律，其恶果不只弄脏了水流，把水源也给破坏了。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本国法律最基本的信仰都失去了，才是这个国度最可怕的悲哀。